今年在黎巴嫩社交媒体疯传的一段视频里，一名男子在车内分饰两角：驾校教练与学员。
这段黑色幽默短剧直指黎巴嫩的交通乱象——或者说，是一个被崩塌重塑的民族讽刺画像。
“高速公路上怎么开车？”教练问。“慢悠悠开。”学员答。“满分。”教练勾选选项。
“后车紧跟怎么办？”“急刹车。”教练赞许点头。
“旁道有车超车？”“直接别过去。”“很好。”
“有人要加塞？”“死死堵住。”“漂亮。”教练回应。
“能开始练车了吗？”学员最终问。“毕业了。”教练递过钥匙，“恭喜。”
在贝鲁特开过车的人都会心一笑——这里的街道就像刚被捅的马蜂窝。
所有人横冲直撞，像无头蜂群四处乱窜。
作为定居美国剑桥的贝鲁特人，我每次返乡都试图抵抗，却总被道路同化成蜂群一员。
交通规则每分钟都在改写：出租车当街议价堵死后方车流，环岛变成碰碰车战场，行人刚踏出人行道就遭飞车逼退。
贝鲁特的驾驶实况，折射出黎巴嫩人早已丧失对彼此、对崩坏国家的责任感。
道路的蜂群逻辑蔓延至政坛：当选官员像无头苍蝇各自狂奔。我们不再相信体制，只信自己的横冲直撞。
心碎已成肌肉记忆。
驾驶是社会永久僵局的缩影，更是深层腐朽的写照。它揭示我们断了人与人的联结，唯有把别人挤下去才能前行。
何以至此？
政策失灵与机构溃烂难辞其咎。
自1975-199年导致15万人丧生的内战以来，黎巴嫩机构始终未能复原。
2019年经济崩盘时银行冻结存款，民众积蓄蒸发，多数人陷入贫困。
数月后，贝鲁特港口发生史上最大非核爆炸，至少235人死亡，数千人受伤，首都大片区域被毁。
接连灾难中，信任、问责与基础功能被缓慢碾碎。
公共服务名存实亡：ATM看心情吐钞，案件积压数年，政府部门在缺乏预算监管下空转。
失能成为新常态，生存全靠旁门左道。
近期来访的美国亲戚指着贝鲁特楼前的运水车问我原因。我瞥了眼耸肩：“送水的。”他一脸困惑——我这才意识到需要解释背景。
在黎巴嫩，除非花钱请私人送水，否则水龙头流不出水。工人拖着水管爬楼梯填满屋顶水箱。电力亦然：有条件的人都靠私人发电机。
曾有一瞬，变革似乎可能。
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，手握大权的黎巴嫩真主党参战。
以色列重创该组织及其支持者伊朗，局势骤变：叙利亚转向西方，伊朗衰弱。黎巴嫩迎来备受尊敬的新总统和总理，外交官热议解除真主党武装。那一刻，变革仿佛触手可及。
但多月过去，一切照旧：真主党仍全副武装，以色列仍占领南部领土并持续轰炸。联合国数据显示，自十个月前黎以停火以来，已有超百名平民丧生。
国际援助方坚持将重建援助与解除真主党武装、恢复国家主权捆绑——这些条件黎巴嫩领导层始终未达成——而我们太精通生存之道，早已不信变革会降临。
我们不再直线下坠，但破碎依旧。腐败者岿然不动。我们困在废墟里，却假装活在宫殿中。
崩塌在这里不意味变革，只是适应更糟的处境。我们称之为韧性，但韧性何时成了认命？适应何时从求生技能变成作茧自缚？
荒诞在这片土地滋长：少数人纸醉金迷，多数人苟延残喘。
想见证这般魔幻现实？请走进Em Sherif Deli餐厅。它坐落于贝鲁特浮华的新市中心，宽阔林荫道、精致绿化带与奢华高楼群，恍如异次元空间。
这里毫无美式熟食店的痕迹——没有防火板柜台，没有系围裙的切肉工，没有寡淡咖啡壶。
它更像是为阶层量身定制的剧场。法语英语在空中交杂。
穿挺括白衬衫的服务生端上20美元一口的三明治，名牌手袋随意搁在桌面。门外泊车小弟开走的SUV，抵他们多年工资。
而三岁赤脚、满身尘土的孩童，正穿梭车流乞讨零钱。
两个国度在此叠印：一个被发电机、私人司机和进口货包围，另一个在夹缝里挣扎求生。
最令人不安的不是触目惊心，而是习以为常——就像我们闯过十字路口时懒得抬眼。
今夏某日，我载15岁儿子驶向海滩。道路蜿蜒经过港口爆炸遗址——瓦砾已清理，但重建无踪——又掠过另一处被遗忘的伤疤：2005年前总理哈里里遭卡车炸弹暗杀之地。
儿子轻声问：“凶手坐牢了吗？”
我不知他指哪场悲剧。短促一笑，非因问题可笑，而是发问本身如此荒诞。
随即惊醒：真正的荒诞是我的反应。当我们停止追问，适应就成了永恒的陷阱。
就在那一刻你意识到，除了不断降低的期待，一切从未改变。
本文原载于《纽约时报》
作者：娜达·巴克里
摄影：迭戈·伊巴拉·桑切斯
©2025 纽约时报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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