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需要这份工作，”一位女性说道，“所以你得闭嘴。”
#MeToo或许改变了好莱坞和董事会的性别权力版图，但那些在职场遭受性暴力的清洁工、秘书和超市员工坦言，这场运动尚未真正惠及她们。
42岁的亚斯米娜·特莱尔曾在法国南部从事蔬果采摘包装工作六年。
“从一开始”，她的老板们“就建立起恐惧体系”，她告诉法新社。
“他们会在休息时过来强吻我们，动手动脚，甚至试图用300欧元（约合600美元）引诱我们发生关系。”
“有次我和主管同车，他停在休息区，突然抓住我的手按向他的私处，”即便时隔十年，她仍艰难地吐出这些字句。
特莱尔2011年通过西班牙中介来到法国，原本承诺提供月薪1800欧元（法定最低工资）的全年合同，包食宿。
但现实残酷：“我实际月薪仅400欧，有时更少。房租自理，工作环境毫无人性。”
“当你身无分文，就像陷入牢笼，只能忍气吞声，”她说。直到她的身体开始崩溃。
2015年出现头晕和瘫痪症状，医生诊断多发性硬化症——她认为这是长期应激创伤的恶果。
“他们毁了我的人生，”摩洛哥出生的特莱尔控诉。但愤怒驱使她奋起抗争——“我已经一无所有。”
2021年，中介的西班牙夫妇因违反劳动法被判五年（缓刑三年），但未如律师伊安·普雷沃斯特所愿被起诉人口贩卖。
劳动法庭也未处理她遭遇的性暴力问题。
历经漫长诉讼，这位前农场工终于在2023年获赔3.2万欧元，今年六月上诉维持原判。
尽管律师誉其为“吹哨人”，但像她这样逆流抗争的低薪受害者仍是凤毛麟角。
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2019年调查显示，英法德意西五国60%女性遭遇职场性别歧视或骚扰。
超过十分之一女性经历过“强迫性行为”。
从性别笑话到强奸
医疗秘书玛丽在巴黎郊区被共事医生强奸骚扰。数月间，这位42岁的母亲无法相信遭遇的一切。
她因情感破裂移居此地，医生曾保证“办公室氛围融洽，常组织团建”。“作为小镇姑娘，我当时很开心。”
但很快出现“黄色笑话、咸猪手，甚至隔着衣服解我胸罩”。
“我知道不正常，却自我安慰‘没什么大不了’。”直到被强奸的那天——五年过去她仍无法详述。
当更年轻的同事成为目标时，她终于觉醒：“如果沉默，我就是诊所暴力的共犯。”
玛丽去年才报警：“我害怕不被采信。连自己都难以承认受害，又如何让人重视？”
习以为常的暴力
社会法律师杰西卡·桑切斯指出，像玛丽和亚斯米娜这样的女性“通常不会寻求法律援助”。
提起诉讼“需要巨大勇气……还必须承担失业风险”。
反职场暴力组织法律专家蒂芙尼·夸斯纳德说：“她们首先考虑的是房租和孩子温饱。”
“性骚扰已被默认为职业风险，许多女性甚至难以界定其性质。”
经济脆弱的单亲母亲或签证依附工作的移民女性尤其脆弱。
无证务工者更面临“向当局自曝”后被遣返的双重风险。
研究显示，仅极少数受害者能打破沉默壁垒——年长女性尤甚。
即使低薪女性发声，也远不如演员、作家等获得媒体关注。
法国警方内部人士透露，报案件数“极少”，更遑论进入司法程序，尽管警方处理方式已“改进”。
“现在我们会安抚受害者……有避免二次伤害的指南。”但他也承认部分警员依然“缺乏同理心”。
工会的困境
理论上受害者可向雇主或工会举报，但夸斯纳德指出，当意味着“让被控性骚扰的同事失业”时，工会代表可能犹豫。
自身深陷性丑闻的法国工会FO和CGT坚称已在改革。
FO性暴力专员坦言：“几年前工会可能更重视集体权益而非个案。”
该工会因布列塔尼分会的性骚扰事件被罚25万欧元。
CGT专员强调：“15年前能被容忍的事，如今绝不可接受。”
酒店清洁工起义
巴黎宜必思酒店清洁工长达22个月的罢工曾轰动全球，其中一名保洁员雷切尔·凯克更在2022年当选议员。
但罢工期间揭发的性暴力事件未获关注，尽管凯克自述曾被住客袭胸。
“我们私下常聊这些：住客裸体开门、露臀、花钱求陪睡……但很快明白投诉无用。”
“客户永远受保护。”51岁的凯克表示，管理层认为她们的遭遇“不值一提”。
前同事西尔维·基米萨叹道：“这类事件总以管理层的敷衍道歉告终。”刚结束铺床洗厕吸尘的漫长班次，这位刚果单亲母亲说自己目睹过多起性侵，“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工作”。
业主雅高集团称已更换管理层，“近半年无骚扰事件报告”。
DSK丑闻余波
专家指出，自14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、法国总统热门人选斯特劳斯-卡恩（DSK）被控在纽约索菲特酒店性侵保洁员迪亚洛以来，行业现状几无改善。
业训师莫德·德康表示：“酒店业各层级都存在性问题，高端领域尤甚。”
“越是奢华酒店，处理高消费客人的性骚扰案越棘手。”
“这些问题仍被淡化，因为如同眼中钉肉中刺。”
“酒店房间本就是高风险场所，”德康指出，“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外包制更稀释了责任归属。”
DSK案最终以与几内亚裔保洁员的秘密赔偿协议告终。
律师朱塞皮娜·马拉斯认为，尽管#MeToo运动兴起，“受害者的社会压力依然沉重，羞耻与负罪感仍如影随形”。
她曾代理法国北部某超市员工案件——该女性因同事包庇多次强奸性侵她的老板，于2016年绝望自杀未遂。
今年三月，这名经理终获十年刑期。
马拉斯强调司法已有进步，“与十年前相比，案件处理方式明显不同”。当年她辩护的强奸员工老板仅获缓刑。
——法新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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